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第一审、第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对张维平、周容平判处死刑的判决。

　　“那时候就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怎么着 ，但这次坐硬座感觉到了累”，申军良说。可能自己年龄大了，也可能是平时开网约车熬夜，总之，身体不如以前了。

　　她到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并先后参观了东京大学卡弗里数物联携宇宙研究机构（IPMU）和京都大学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她发现，日本科研人员的薪酬体系和项目经费是基本脱钩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只能用于组织学术活动和开展学术交流，不允许用于薪资。相应地，政府会给高校和研究所提供充足经费来保障科学家收入和博后以及学生的工资，无需科研人员自己承担。《2022年世界杯投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