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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王贻芳建议,应给予科研单位充分自主权,将科研经费具体分配、使用权下放给研究机构。只有研究所自己才有专业能力判断,什么是领域内真正前沿和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性项目?站在整个机构统筹的角度,什么是未来3~5年或5~10年应该重点聚焦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由所长充分征集科研人员的建议,并平衡好各方不同需求后再确定。“对基础研究机构而言,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项目非常具有前瞻性,但目前所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聚焦方向,每个课题组都是直接和科技部、基金委签合同。”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中方欢迎乌方任命新任驻华大使,愿为他履职提供便利。”4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的许多意涵。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认为,基础研究中有一类,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应用场景,比如寻找质量的来源或正反物质不对称起源,这些问题是关乎宇宙发展和演化的终极问题,不能用简单需求去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向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过于强调“自由探索和需求导向”的二分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是漫无目的的,实际上,其目的是构建新的科学知识体系。
同样要强调,秦刚介绍的五大坚持共识的第三项,是要坚持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众所周知,这五个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中国元首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就是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时,正式发起的,这也可以视作“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起点。我们也知道,今年中国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下周出席西安峰会的中亚五国元首,将大概率再度来华参会。就此而言,第三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中国今年举办的又一场重大主场外交,同样值得高度期待,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秦刚曾在两会记者会上特别强调,在合作中我们有商有量,在交往中我们重情重义,对于其他国家提出的倡议,只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我们都欢迎,只要不夹带地缘政治的私货,我们都乐见其成。就此而言,无论是“一带一路”峰会,还是迎来十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值得高度期待。
这种趋势在今年一季度继续得以延续,带动西安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6%,较上年同期提高2.9个百分点。从产品来看,新能源汽车、3D打印设备、充电桩、集成电路圆片、太阳能电池、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分别增长62.8%、189.3%、74.4%、51.6%、48.8%、13.9%。
长安街知事注意到,2022年4月8日至6月2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之后不到两周,张务锋于6月15日官宣被查。同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开除其党籍和公职。
如今,武商布局南昌的举动,意味着武汉、南昌两地的商业也在加快融合发展。湖北日报文章称,该项目有望成为长江中游三省加速融合的“商业范本”。同时,由江城武汉、星城长沙、洪城南昌构筑的消费“黄金三角”也将正式形成,鄂赣湘三省居民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将有更加丰富的消费选择。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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