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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但就因为中国高级外交官在法国某电视台与人辩论时说了些什么，就引起美西方一些反华舆论沉渣泛起。更兼诸如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之流在边上添油加醋编排中国，导致外界颇为怀疑一点——

　　“除了工作实绩特别优秀可以破格晋升之外，一般强调职务经历、经验和年功，这些都是现代公务员制中的功绩制标准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一定资格，如学历、资历等加以任用管理。”他说。

　　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这种传统也得到了传承。别人家孩子小时候同学聚会是去踏青、逛公园，锦州孩子从小学开始，同学聚会就是海边烧烤。有人带炭，有人带炉子，有人带串儿，有人带佐料，分工配合，革命友谊从小就在烧烤中建立了。所以，在外地上学工作的锦州孩子回到锦州，跟同学的聚集地永远都是烧烤店。

　　2006年11月，裴君任五常市委书记，2011年4月转任哈尔滨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副局长，2015年1月退休，8年多后，此番被查。

　　五一假期终于来了，你在哪？是去看人山人海，搞“特种兵式的旅行”，还是回老家，吃妈妈做的菜？或者足不出户，优哉游哉？不管在哪，假期的意义，绝对少不了一个“吃”。周刊君特别推出“五一就要吃”评论系列，小伙伴们会来讲讲，他们各自心心念念的家乡美食。也欢迎大家留言参与，看看哪个更馋人。

　　从前十阵营来看，除苏州外，其余城市GDP增速相比去年全年均有明显回升，其中深圳、重庆、成都、杭州、南京均跑赢全国大盘（4.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GDP增速（1.8%）在十强城市中垫底，但仍以31亿元的微弱优势力压重庆，全年能否夺回“第四城”的位置，成为一大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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