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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糊糊接通后，对方又哭又喊地报喜。一听是找到了孩子，他也兴奋得睡不着，两个人又絮絮叨叨聊了起来，等聊完对方那边的情况，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张罗分析，这或许和当下淄博客群有关。淄博烧烤出圈，前期到访群体主要是大学生，后期为周边城市短途游客，“以一日游、两日游为主，吃一两顿烧烤，周边转一圈就走了”。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在熙熙攘攘的车厢里，一大批操着同样口音的老年旅客，相互间显得非常热络熟悉，他们彼此“串门”聊天，或者交换着零食之类。我好奇一问，得知对方是来自山西大同的老年旅行团，一行大约有20人。他们刚刚游览了京城，下一程即是江城武汉，接下来还要去南宁、广州等地游玩。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刻意展示强硬，近年来成为包括加拿大在内一些西方国家的通病，这一方面是它们的对华认知和心态出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们面对国内激进非理性政治势力以及华盛顿霸权的脆弱与软弱。要说“外国干预”，加拿大的确有不少，但它找错了方向，对它干预最大的实则是华盛顿。但这些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勇气和能力去纠正自身对华政策偏差和错误，对美国的压力更不敢有反抗，还往往采取纵容和迎合的态度。这导致了美西方对华外交集体性的退化和误入歧途，而加拿大在其中算是个典型。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近年来，常州和烟台一直是一对明面上的对手，无论GDP规模还是城市排名，两座城市都“如影随形”。2021年，常州GDP正式超过烟台，并将这一领先优势延续到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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