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就此发声的美国高官，轮到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这位美籍华裔官员，和印度渊源颇深，他曾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

　　“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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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