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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冰洋告诉记者，如今一般性转移支付可被分解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与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不过与一些国家将转移支付分为有条件转移支付与无条件转移支付不同，一般性转移支付并非无条件转移支付。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地方拥有自主使用权，而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要求财政资金用于相应财政事权上。

　　在曾刚看来，深圳的外贸结构中东南亚占比较高，而苏州则主要是欧美占比很大。尽管深圳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苏州面临的压力明显更大——

　　各地正陆续公布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多数省份实现增长，但仅有河南、宁夏等少部分省份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此外，还有陕西、海南等财政收入下滑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指导意见》提出的提高省级收入分享比例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湖北便提出，适当增强省级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省级分享收入范围、标准和比重，加强省级各类资金资产资源统筹，完善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任润厚生于1957年10月，山西代县人，长期在山西西山矿务局工作，后来担任过山西潞安矿业（集团）董事长，山西省副省长，2014年8月底于任上被查，同年9月底病故。

　　今年2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2022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提及，由于地方本级收入受到明显冲击，地方更加依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运转。

　　今年2月，常州市互联网信息中心“觅渡新语”撰文指出，GDP破万亿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一大标志。城市能级越高，城市带给人的机会就会越多，发展空间就越大。“事实上，不论特定重大项目的审批，还是外来大项目的投资，城市能级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依据。”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超千万，而流入人口数量仅有259万。这使得老龄人口占比较高，在2021年四川参加养老保险的城镇职工中，在职和离退人员的比例为2.25：1，也就是说，这个比例不仅远低于广东、福建等地，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65：1。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在以往，官员贪腐后逃匿或死亡，调查也戛然而止，违法所得也无法追缴，“从反腐败的角度讲，这是不完整的”。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转移支付的存在，由财政体制所决定，分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集中于中央，转移支付成为中央支持地方财力最重要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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