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在该所制定的“十四五”规划中,有一个重点布局方向是关于可控核聚变中的理论研究,这也是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但庄辞说,研究所现有资源很难在这个方向上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所里非常希望能够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大核心问题做一些布局、组织攻关团队,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无奈说道。
2003年,刘仰刚升任沭阳县副县长,次年底调任宿迁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6年调宿迁下辖的另一个县泗洪县工作,任副县长。2008年10月,刘仰刚曾因扮演“孔乙己”而走红网络。
据报道,从3月底开始,杨飞虎所带的导游团队,就不断接到外地散客咨询,“外地来武汉旅游的家庭非常多,几个家庭一起自驾或者坐高铁而来。”杨飞虎介绍,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东湖风景区仍旧是打卡之地。“湖北省博物馆现在是一票难求,目前五一期间的名额已经全部预约完毕。”《世界杯戴口罩》 2001年,65岁的黄令仪已经进入退休生活,但她的志向还没有实现。此时,中科院胡伟武教授等人向全国发出了打造中国芯的集结令。他们亲自找到黄令仪,邀请她一起搞芯片。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