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少雨，电力设施在选址时参照的技术指标对于防洪考虑得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成本考虑，离主干道路越近、地势越低，建造成本越低，但洪水到来时也就更容易被淹。与电力设施不同，通讯塔一般建立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山坡上，如果暴雨之后出现滑坡和山体崩塌，通讯设施比电力设施更脆弱。从防灾角度考虑，应尽可能沿山坡多建几座塔站，留出一定冗余。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世界杯各届》　　7月，“幼升小”调剂出区结果揭晓，价格下调，客户观望两到三个月，10月开始出手，要赶在次年5月信息采集以前迁完户口。较高的交易量最晚持续到次年3月，这时一套房的总价要比前一年的低点涨50万到80万。“7·31”执行的第三年，市场波动已有较为稳定的规律。“学区房毕竟是学区房”。张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新认为，今后，银行应对申贷人严格审核，建立贷款征信制度，对涉及高利转贷问题者，取消他们今后的贷款资格。放贷后，银行应该对贷款的用途走向做好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惩处。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