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得知消息后，申军良愣了几秒钟，语无伦次地说：“走在路上15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但我也很担心，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怎么办？”

　　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蓝天派出所，冯飞详细了解“五一”假期值班备勤、警力部署、治安巡逻和服务群众等情况，并走进值班室、休息室，关切询问值守一线的民警工作生活情况。在民生燃气美涯气源厂，他实地检查燃气存储和保供、安全生产、设备养护等工作。冯飞向坚守一线的广大工作者表示感谢，叮嘱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关心关爱一线值班值守人员，做好相关保障工作。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畅通各类信息沟通渠道，提升智慧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等工作做得更实更紧更到位，确保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世界杯夺冠热门》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中，以黄令仪为代表的芯片人，从二极管、三极管、微型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等，一路披荆斩棘，打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芯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