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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如果金融机构发现贷款合同中写的用途是虚假的，仍然继续放贷，数额在200万元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就涉嫌犯违法发放贷款罪。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至少对涿州而言，这次洪水过后，应该对整个城市做一次与气候适应相关的全面体检，结合未来的趋势预测，看看还有哪些防洪设施、基础设施达不到标准，如何更好地重建。”巢清尘建议。

　　专家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少雨，电力设施在选址时参照的技术指标对于防洪考虑得并不充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成本考虑，离主干道路越近、地势越低，建造成本越低，但洪水到来时也就更容易被淹。与电力设施不同，通讯塔一般建立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山坡上，如果暴雨之后出现滑坡和山体崩塌，通讯设施比电力设施更脆弱。从防灾角度考虑，应尽可能沿山坡多建几座塔站，留出一定冗余。

　　如今，菲律宾将“南海仲裁案”作为对仁爱礁的主权依据，同时菲律宾和美国企图将争论焦点转移到仁爱礁等海洋地物的法律地位问题上，以此模糊主权归属争议。然而，2006年8月，中国已经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向联合国提交声明，针对涉及海洋划界、领土争端、军事活动等争端，不接受规定的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

　　4个月后，首次执行“新政”的“幼升小”结果出炉，“7·31”后购房的家庭，孩子被全部调剂出区，最好的派位结果是新街口学区的志成小学。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长期以来，中图网的库存书销售和社交网络宣传能力得到了读者和网友的认可。书库遇水后，不少网友表示，未能及时购得此前看中的绝版、稀见图书，十分后悔。

　　王新认为，今后，银行应对申贷人严格审核，建立贷款征信制度，对涉及高利转贷问题者，取消他们今后的贷款资格。放贷后，银行应该对贷款的用途走向做好跟踪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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