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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80后、90后小时候，锦州有一条街叫“串儿街”。一到夏天的傍晚，一排排露天的折叠桌子上长满了人。暖黄色的灯光伴着氤氲的炊烟，大人喝酒聊天，小孩举着羊肉串、排骨串，边吃边溜达，串儿街走到头就是夜市。正好串儿吃完了，来上一碗碰碰凉刨冰，解暑又解腻。

　　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特约评论员 管姚：我注意到，对这次会见，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按说一国外长会见驻在国大使属常态行为，但鉴于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份量，加上当前两国关系全面紧崩的真实现状，用秦刚今天见伯恩斯的表态，那就是“再遇寒冰”，所以在此背景下，这场会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特别强调，China’s New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S Envoy for First Time，这是“中国新外长首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当然我对出现在标题的“新”字，有保留意见，以今时今日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强度与密度，强调这个“新”字，不合时宜，也不着调。你看，今天秦刚又飞欧洲连访三国了，大国外长着实够拼。同样可作对照的一个背景是，秦刚是在出使美国期间，获拔擢大国外长。在他离美返国履新之际，美国“Politico”新闻网站曾刊出长篇文章，指秦刚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并未与其会面，美媒认定，这构成白宫外交团队的重大误判。

　　从“三驾马车”来看，深圳的表现均十分亮眼。今年一季度，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15%，其中工业投资增长3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357.99亿元，增长11.8%；外贸方面，在进口负增长形势下出口逆势增长23.8%，最终支撑进出口总额增长7.4%。

　　五一前夕，我走访武汉高校、景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发现，这座城市对外地游客颇为热情，也许人们仍然感念疫情期间各地的驰援。五一来临，大批游客即将到来，如何为海量游客提供愉悦的体验，也是武汉面临的考验。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与此同时，另一座中部省会城市郑州也正在逼近。今年一季度，郑州GDP达到3384.86亿元，以6%的增速暂居万亿城市第三位，仅次于西安和深圳。从经济总量看，其与无锡的差距不过6.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100亿元左右大幅缩小，有望在全年跟青岛、无锡和长沙同台竞技。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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