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叔要说，苏联空军志愿队当年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无论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他们并肩作战。起码在2020年，乌克兰驻华大使还曾记得这段往事。至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等人，最好能够了解下历史！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日本在常规机构式资助外，创设了一种颇具“竞争性”的特殊稳定支持模式。2007年起，日本开始为一些经严格筛选的基础研究顶级机构提供10~15年的长期稳定资助，每个机构每年约有5亿~20亿日元的政府专项拨款。入选WPI的中心每5年要进行一次严格评估，根据结果确定是否继续支持，评估标准很高，比如未来10年能否取得世界顶级的成果，能否聚集7名以上世界顶级专家，课题负责人中的外籍科学家是否达到20%等。《欧亿3登录8.7.5.5.5主管》　　中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竞争是全国范围内的优中优选。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另一个最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来？关于提高稳定经费比例的建议，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王贻芳已经在两会上呼吁了多年，但收效甚微。他分析，改革障碍可能与中国多头的科研管理体制有关。现有体制以项目为核心，各类不同的竞争性项目分别出自科技部、基金委、发改委等多部门，它们只会盯紧自己手里的项目经费，既没有动力，也缺乏能力去全局推动。也因此，近年来只有零星的碎片式改革，比如中科院内部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试点稳定经费支持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