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追贪追赃缺一不可。庄德水提到，任润厚案表明，反腐败在扎好制度的笼子，补上法律的漏洞，切断贪腐官员“以死谢罪”的后路。

　　如何让有限的转移支付使用效率更高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其实，在中央对地方转移额度不断攀升的背后，结构也在发生改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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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以后，我国开始推动财政事权改革，相应的带来了支出责任改革。特别是2018年以后，推动了包括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这便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问题，因此2019年增设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当年规模便达到3.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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