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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迅雷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存在未富先债的现象。我国居民每个月要还本付息的金额，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7%，比一些发达国家还高。从目前的数据看，今年国内消费恢复的高度可能有限。

　　“这个年代，贸易究竟要怎么做，连贸易商都费劲的事，我不相信新手能干过老油条。”文丹枫认为，产能过剩背景下，制造商直接下场做零售，容易掀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自杀式”价格战。“人家一诱惑，就干别的去了。想转型没错，但一不小心变成转行，就把自己做死了。”文丹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赵赤提到了由最高检推动的企业合规改革。从2020年起，最高检探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他分析，从发展趋势上看，企业合规试点改革的前三年里，主要针对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接下来则将拓展延伸到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国企反腐及国企合规，是企业反腐、企业合规的重要方面。国企应该在企业反腐及企业合规上发挥示范、表率和引领作用”。

　　叶志斌拥有一个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档口，“以前外国客户的数量非常多，但现在，他们已经能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他们来中国的频次就会降低。而且他们会发现这些平台上的商品，重复度很高，那么他下单的欲望就更低了。”

　　而国企腐败造成的破坏性是很大的。《透析国企腐败与反腐败》一文分析，国企腐败不仅破坏了价格、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市场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侵蚀了公共部门在社会中的信誉和声望。

　　白宫鼎对中国新闻周刊详细阐述了特邀参赛制：“不光是CBA联赛，其他世界上成熟的联赛例如NBA，在扩军，甚至只是俱乐部的股权变化上都是很谨慎的。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老板想新增一支球队进入NBA，需要向NBA提出申请，还要先交一笔钱用于NBA在前期进行尽职调查。NBA和英超球队如果进行股份转让，也需要得到董事会的批准。”

　　2004年，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巩俐被官方授予纪念大奖，以表彰其对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贡献和多次与最佳女主角奖失之交臂的遗憾。

　　事实上，跨境电商平台规则的频繁变动，本就对商家带来了极大的成本和生存挑战。“我们常说跨境电商行业没有专家，规则变动太快了，平台经常做培训，不是培训什么销售技巧，而是学习平台规则。”在文丹枫看来，平台出于生态控制的考量，规则变动频繁，专家也很难帮助卖家更好地生存，这也是他最终决定将视线从单纯的跨境电商转向整个服装产业的原因。

　　罗松明是贸易型商家，需要和上游生产厂商合作，这也导致对产品质量的把控相对较弱。“一些产品突破不了销售额的瓶颈，时不时会收到差评，客户体验不是很好，就会造成复购率降低、店铺数据变差。”

　　2022年1~12月，广东省服装出口量位列全国第二，但出口下降8.6%。严峻的出口形势下，无论是向大卖家供货，还是亲自下场做批发或零售，理论上，在成本和销售两端同时承压的外贸服装制造商，会将愈加火热的跨境电商视为“救命稻草”，蜂拥而上。

　　本报记者 外围APP 【编辑:外围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