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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根据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行为人最高将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黄平庆幸所有被困员工8月2日已经全部安全撤离，“如果有同事因为救书把命搭进去了，大家一辈子都会背上心理包袱。”借助直播的机会，黄平感谢伸出援手的救援队和提供安置点的朋友。

　　在程晓陶看来，面对极端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内部，气象、水文、水利等各个系统要及时有效沟通。比如，降雨量多大、各条河流的流量是多少等，应急指挥部门整合信息后，要迅速将灾害的严重程度通知给社会。

　　而正是在这种差异下，旅行社与游客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改变——从过去的游客挑选旅行社，到如今更接近于一场“双选”。据了解，浪浪星球的旅行团客单价在人均1万以上，专注于中高端客户和高端客户。“客户的理念要和我们相契合。客户认为出去玩，需要被服务，花这个钱是没问题的。有的客户外出旅游想报一个低价团，觉得宁可购物也要报便宜的团，这种理念可能跟我们公司不契合，所以这类客户我们是不接的。”

　　相比线下旅行社，线上旅行社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他们获客方式的差异。于靖平表示，传统旅行社的获客渠道基本是在当地，且在旅游目的地会有地接社专门负责在当地的旅游线路。“两个旅行社之间沟通其实并不顺畅，一个是甲方另一个是乙方，其承接力包括各种问题就非常复杂，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重交付的项目。而我们的模式是从网络上获客，在各地有自己的直营的地接，没有与其他任何旅行社有合作。这样能保证产品交付效果好。而且客源可以重复利用，游客报完新疆的团之后，他可能会参加我们其他的旅行团，这是我们的思路。”

　　8月4日，黄平趁着暴雨停息回了一趟涿州的库房查看情况。库房的水位已经有了下降的趋势，从之前的4米降到大概2米，但仍然难以展开大规模的图书救援行动。被洪水泡过的书籍无法再用，处在高处的书籍也面临着受潮变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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