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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救援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此次救援的挑战也远高于“7·21”和郑州“7·20”特大暴雨时期。8月2日上午,中国皮划艇协会新兴项目委员会主任金绍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一天凌晨,他们一行人带着皮划艇抵达涿州。“很多道路不通,我们只能哪条路通,就往哪儿走。”金绍辉说。此外,洪水进入平原,行洪速度放缓。水下很多杂物,铁片、树枝,甚至电线等障碍,随时可能阻拦、破坏船艇。部分救援队只能先清理障碍,再想办法救援。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黄平至今还记得被困的同事里一名小伙子说过的话。救援时,这名小伙子护送着孕妇和孩子等其他同事先离开,他最后才走。眼看着水位不断升高,他说当时自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月29日至8月2日,北京市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8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2021年7月起,海河流域遭遇持续强降雨,漳卫河发生历史罕见夏秋连汛。2022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处处长袁军等人在论文《完善海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思考——漳卫河“21·7”洪水防御启示》中提到,海河流域骨干堤防达标率仅为65%,河道治理地区差异较大,泄流能力上下游不协调。部分控制性水库带病运行, 洪水调蓄能力不足。此外,河道管理薄弱,因多年未行洪,河道及滩地碍洪设施影响行洪。“21·7”洪水期间,卫河、共渠、卫运河等骨干行洪河道因此出现不同程度的阻水现象,增加了上游河道的防洪压力。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步印文化仓库也位于涿州,是第一批受到洪水影响的仓库。步印文化的自有图书仓库分为两个库房,总共约3400平米,存有图书280万本,预计此次损失7000万码洋。步印文化表示,针对重点品,他们急需寻找云仓衔接应急发货,并同时准备寻找新库房,做后续发货备选。
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因曾与名校明珠小学对口,区内“老破小”朱家滩小区一度被称为“上海最强学区房”,单价在2021年冲上近15万元/㎡的高峰。但在经历多校划片政策后,贝壳数据显示,如今的朱家滩小区单价多在10万元以内。记者注意到,有急售房主已将单价降至87000元左右,然而这套房挂牌已有8个月,仍然未能售出。
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所知,厅级官员中,也有多人涉及高利转贷问题。如江西省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高利转贷违规获利650余万元,广东省梅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叶胜坤、辽宁省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思福等落马官员的通报中,也提到涉嫌高利转贷犯罪。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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