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全国去了32人,别人摊位是一个公司,我们则是一个国,摊位小而拥挤,但毕竟突破了‘零’。”黄令仪曾在自述中写道,“归国的大巴走了约一半车程,被通知我送的专利被评为银奖,高兴之余,写了几句歪句:神州之尊重泰山,赤子荣辱轻鸿毛;灵台无计四十载,不觉青丝已成雪。纽伦堡夜星光灿,启明银座落中华;十年耻痛今宵去,芳草天涯迷人还。”
2004年起历任:呼兰区副区长,呼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呼兰区委常委、副区长,呼兰区委副书记,哈尔滨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
作为所长,王晓东不会对科研人员进行任何干预,各实验室主任拥有绝对研究自主权和人才招聘自主权,在头5年,每个实验室都能均等从所里获得200万元/年的匹配经费,课题组负责人无须为了经费而申请任何项目或争任何“帽子”,团队的博士生工资也由研究所承担。《皇冠比分纯净版》 今年2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召开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新闻会上坦率称,解决“卡脖子”技术短板,需要从基础研究上下功夫,从源头上找。3月,国务院发布的机构改革方案中,科技部重组位列改革工作首位,也再度让人们聚焦这一关键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