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跟日本现在的状况有点像。日本90年代以后，第一，没有很多新公司出来，不像美国、中国，有很多新的公司；第二，现有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创新能力也在下降，技术滞后，跟不上节奏。这跟人口结构有一定关系。

　　按照这些欧洲人士的说法，大幅降低“入境游”的门槛是中方反“脱钩”效费比最高的选项。这是因为“来华始有知华，知华始有亲华”，中方既可以获得经济收入，也可以改善外国人对华观感。有人引用马克·吐温的话说，“旅行对偏见、偏执和狭隘是致命的”。还有人引用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话说，“旅行就是发现每个人对其他国家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梁建章：我研究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过去几十年来，创新跟人口的关系，在新兴产业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工业革命以后，创新一直是经济中的重要因素。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时代，产业链交易层面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也有人口因素的影响，但没有现在这么明显。《卡塔尔世界杯投资多少钱》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6月3日，在新加坡出席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当天的发言、美方炒作中国军机拦截行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一一回应。

　　《中国企业家》：你没有把人口问题局限在人口和经济学角度，而是放在人类文明的维度来思考？从你之前的《永生之后》这本书里，也可以看到这些逻辑。

　　《中国企业家》：这本书中，你对年轻人与创新的关系的研究情有独钟，还举了自己创业携程的例子。当年的携程就是你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做起来的。而当下的环境，对年轻人和创新的关系提出了哪些新挑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