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各家船厂订单增多，“提高生产效率”成了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当时中国占据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效率低、造船周期长，仅为日本劳动成产率的1/23。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用工荒”背后是代工模式下日益逼仄的劳动环境。“现在永康租房至少要六七百元一间，但工资只有五千元左右，在中西部可能也能拿到这么多钱，很多人过完年就不愿意来了。”袁永华说。《球探网app最新版ios》　　“回到家，自己还在以领导的架势去把家里面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动辄七八十人，或者家庭会或者生日聚会。然后我被两个家族簇拥在中间，真的像大观园里面的贾母一样，簇拥在里面，还教育大家既要当官、又要发财。”罗应光如此回忆自己的荒唐行为。

　　国际船市低迷，撞上国内税收政策调整。中国取消了对国内沿海能源运输船、远洋船的优惠政策，国内订造船舶所承担的税收上升，国内船厂失去了此前依仗的价格优势，船舶订单不断外流。

　　在“长城”号合同签订的同一年，包玉刚又追加了6艘总价1亿美元的建造合同。尽管后来有2艘货船因国际航运市场变化而取消，但中国造船就这样从香港开始，打开了国际市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