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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万达审计到地方去，地方员工纷纷表示怕了怕了。通常的情景是，审计到各地，都会举行一个全员的审前会议，包括打扫的阿姨、司机都得参加。随后，审计人员会拿着王健林的审计指令，然后把这张纸往总经理的桌子上一放，上面写着“审计指令”四个大字，哪个公司委派什么人到你公司进行例行审计，请接待配合，落款：王健林。

　　最后是“自我适应”，也是韧性城市最重要的内核。杨赛霓指出，现在每个城市都要对历次极端天气事件进行复盘和反思，“不仅是国内的案例，还有国外的案例”，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去自我适应和改进。

　　近日，抚州市检察机关依法对高连珠涉嫌受贿罪、高利转贷罪一案提起公诉。去年11月，53岁的高连珠在抚州市统计局党组书记任上主动投案，其涉嫌的“高利转贷罪”备受关注。

　　为了完成转化任务，即便是晚上12点来询问房源信息的客户，刘敏也会立刻打起精神，给出带有最大信息密度的回复，并尝试提出电话沟通，如果客户拒绝了，他也会竭力争取立刻添加微信，争取带看机会。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王健林曾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指出：万达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审计队伍，我个人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管的部门就是审计部，审计部就相当于万达集团的纪委。这支团队忠诚、严谨、能力强，在集团内树立了权威，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处处长张存龙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此轮暴雨给防洪调度带来的难度，比1963年还要大。1963年8月的连续暴雨的中心区靠近河流的下游，但这次的中心区都在山区，雨水产流、汇流很快，下游来水也更加凶猛。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16年9月，贾奋强因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被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金210万元。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本报记者 看球吧 【编辑:看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