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武汉大学与30所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与24所高校开展学生交换，2017年以来与台湾高校师生往来累计逾1500人次，“桥·梦想”两岸青年交流营举办活动30余场，吸引500余名台湾师生来校进行学术研讨、文化参访。

　　“竞走讲究技术，有时候训练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有很大反应……而且冻死也得走，热死也得走，天天走，天天走，有时候一直看见相同的路，脑袋疼……小时候哭过很多次。”

　　2021年的5月，切阳什姐克服了伤病和状态起伏的种种困难，还是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但最终，这位“三朝元老”没有能够再次站上领奖台，只是以第七名的身份结束了她的奥运之旅。《亚洲》　　昙曜之后，开凿没有停止。从465年到494年，中区及东部的一部分又开凿了五组双窟及若干小窟。此期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有前室，有的窟中央立塔柱。窟顶多雕平棊，龛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造像题材多样，大像减少，开始出现世俗供养人行列。

　　此前一年，伊东忠太带领日本考察团，对北京紫禁城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和测绘。这次重回中国，游历至大同时，他从当地知县口中得知城外向西三十余里的郊外有一处石窟寺，于是立即借阅县志，查找相关记事。翌日天不亮，他便出发前往云冈，当恢弘的遗迹展现在眼前时，登时“欢喜雀跃，手舞足蹈，不知所措”。回到北京，他将这趟旅程写作《云冈旅行记》，几年后又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査报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将云冈故迹推向了海外学术界的视野中。

　　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何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住建部的一些摄影测量实验就已经在云冈做出过尝试，只是受制于各方面原因，效果未能尽如人意。“真正开始（数字化采集）是从2003年，激光扫描技术正式引入文物行业。到2005年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石窟寺的第一幅立面图。2017年，我们完成了第3窟西后室的复制，这是全球首例不可移动大体量文物的复制成功；2018年，第12窟、第18窟完成了可移动拆装的复制。2020年，我们又建成了中国石窟寺领域第一个先进的计算中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