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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合斌的记忆里，早期跨境电商的配套并不完善，以支付为例，跨境卖家不像传统外贸客户那样支付定金，或预付一部分货款，制造商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就使许多人望而却步。胡合斌是少数承担高风险、获得高回报的供应商。

　　3月以来，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所公布的消息，已有数位国企官员被查，包括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在内的国有大行8人，以及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玮，中核集团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原党委书记、副大队长郭志平，航空工业原总经济师姚江涛，中国船舶集团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陈福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炼油化工和新材料分公司高级副总经理陈俊豪等人。

　　菠萝君在今年开始做独立站，李大千介绍，以往跨境商家独立站的思路是爆品站，只靠引流卖货，可能今天卖护手霜，明天卖按摩器，跨度非常大，真正做品牌的很少，导致独立站的稳定性不高。在平台推流受隐私政策限制后，一批独立站卖家受到影响关停。

　　谢海龙向记者举例说明，一家合规的50人的工厂，必须要为工人缴纳社保，并依法纳税。此外，工厂还需要配备厂长、人力、机修等管理人员。也就是说，50个人里，就有6个管理人员，工人跟管理人员的比例是8：1。“而在一些更接近作坊的小工厂，工人跟管理人员的比例可能是50：1，老板承担一切角色，他的生产动力最强。微利的小订单，对中大型工厂来说，根本无利可图。”谢海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国企腐败造成的破坏性是很大的。《透析国企腐败与反腐败》一文分析，国企腐败不仅破坏了价格、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市场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侵蚀了公共部门在社会中的信誉和声望。

　　决定面向海外做零售生意后，胡合斌选择在亚马逊和速卖通开店，而非自建独立站。“在亚马逊开店，要在海外仓备货，因为电商节奏快。”当时的流量并不贵，但由于缺少运营经验和专业的人才，销售不佳，物流和库存成本高企，店铺被压垮，胡合斌很快亏掉一百多万，黯然退场。

　　不久前，上海宣布出台《上海市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特别提到，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和节能环保等领域，鼓励其充分发挥资本和技术优势，向包括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投资。

　　随着巨头的影响日渐深远，隐忧开始浮现，多名受访者向记者提起普宁内衣产业带的经历。“普宁一度成为拼多多的主要内衣产地，为了匹配平台，当地工厂几乎将生产线都改动了一遍，以匹配平台贴地飞行的价格。但后来平台将主产地转移，普宁想再提质增效，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SHEIN想要在普宁招募供应商，当地工厂就非常担忧问题重演。”陈韶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小作坊的20个工人，很可能个个都是全能冠军。从裁剪到制作，从做领子到做袖子，他全都擅长。他们是非常资深的技术专家，只是没有文凭，没有考证，他们聚集在城中村，也只有这样的生态，才能把成本做到极致。这样的工人，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在自由市场，只要有订单，他们马上能给你组成一个8人到10人的小团队，连工具都能配齐。外界常常无法理解这一点。”文丹枫告诉记者。

　　今年1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等行业的腐败，为国资央企纪检监察机构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路线图”和“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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