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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上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介绍，涿州市有两大水系，一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流经涿州东北角，对涿州市影响不大；另一个是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其中的小清河、大石河（又称琉璃河）、北拒马河三条主要河流呈扇状结构在涿州市东北部汇成一条河流，被称作白沟河，同样也属于大清河水系。白沟河一路向南，流出约十公里，成为廊坊和保定市的界河。

　　安徽网2015年4月29日的一篇报道提到，郯庐地震带发生的最大地震是在1668年，大地震是有“免疫”作用的。一般情况下，7级以上的地震，积累时间需要2000至3000年，应力和能量释放光了，后期再发生需要很长时间。

　　“至少对涿州而言，这次洪水过后，应该对整个城市做一次与气候适应相关的全面体检，结合未来的趋势预测，看看还有哪些防洪设施、基础设施达不到标准，如何更好地重建。”巢清尘建议。

　　即便如此，仍然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出于和公职人员存在利益交换等原因，扮演起“内鬼”角色，违法放贷，帮助公职人员顺利通过高利转贷牟利。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湖南展弘建设工程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裕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他因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急需资金，想向当地银行贷款1000万元，为此他将自己几套合计市场估值约2000万元的房产抵押给银行，却仍迟迟未获得银行放款。

　　回顾德胜今年2月以来的成交数据，不难发现，市场因疫情结束而反弹的前两个月，量价双高。从成交价与挂牌价的差额来看，当时的议价空间与楼龄新旧密切相关。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楼房，成交价与挂牌价有30万到50万的差额。80年代到90年代的房屋，差额在十余万元。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源，除了总价高、流动性较差的大三居，挂牌与成交价基本一致。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估损失2亿多元码洋，库房规模近8000平方米，图书存量360多万册，几乎全军覆没。该企业已成立应急小组，紧急加印部分动销产品，另外打算筹措1000多万元资金投入生产，重新找库房，给顾客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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