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拓跋焘统一北方之后，也曾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但文成帝拓跋濬甫一登基，便下诏复法，佛教反而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他看到了佛教的有利于统治的一面。”杭侃说，由于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利用宗教统治中原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必然。

　　至此，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石窟寺考古成为了世界云冈研究领域不可忽视、无从绕过的一支重要力量。考古学家徐苹芳有一句话评价宿白的开创意义：“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所代表的中国石窟寺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部分高校专升本报考人数逐年减少，生源质量难以符合教学培养相关要求。”梁挺福表示，有个数据值得研究，当下全国高考本科平均录取率已经突破45%，而高招平均录取率已经超越90%，不少省份已经超越了95%。不少省份高考200分左右，甚至低至100分也能够被高职专科院校录取。《世界杯竞猜官网》　　云冈石窟第一窟的东边有一个小山坡，大部分时候游人罕至，颇为清静。那里如今放置了一块形似山峰的岩石，石前有一方黑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两行字：“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马英九总结点评时表示，要恢复和扩大交流，开创新的项目，让两岸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联结在一起。我们希望推动两岸学生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两岸人民同文同种，交流能真正让我们结合在一起，振兴中华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