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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这些消息传出来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些国家对于台海局势有着深深的担忧，它们要提前制定预案。从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特别是2020年再次连任之后，加大了与美国勾连的力度，而且美国也强打“台湾牌”，这样就导致了台海局势连续的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危险，我相信台湾老百姓感受到了，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民众也感受到了。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美国并没有答应派遣美军到乌克兰支持泽连斯基抗击俄军；甚至连稍微先进一些的飞机、坦克都不愿意拨付给乌克兰。与此同时却又要求北约的欧洲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85%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评审需要区分所属的科学类别。记者查阅2019~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集中于受理情况》年度报告后发现，四年间，申请项目中，选择第二、第三类项目占比不断上升，一、四类项目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全部提交的294300多项项目申请中，选择第三类“需求牵引”的项目最多，占申请总量的45.14%，第二类“聚焦前沿”项目比例是44.57%。与之相对，第一类“鼓励探索”项目仅有5.05%的人申请，但回到2019年，这一数字还是17.98%。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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