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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中方欢迎乌方任命新任驻华大使,愿为他履职提供便利。”4月2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道出了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的许多意涵。
今年春节,申军良带着一家人回了河南周口淮阳区的农村老家,一家人玩得很尽兴。申聪的奶奶至今保留着他儿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物承载了过去难以释怀的经历。
虽然多次串供,并努力销毁证据,但闫学会深知,她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一旦暴露将面临纪法严惩。为了消除内心的担忧和恐慌,她开始多次联系此前经人介绍认识,声称可以算命并能作法替人消除灾祸、人称“黄姨”的神秘女子,向其咨询官运前途,拜大神、求大仙,希望得到神灵护佑,去除升迁阻碍、免除“牢狱之灾”。
她感慨,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
在谭主的记忆里,大陆高铁至少还有两次登上两岸社交平台热搜。一次是2021年初,《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发布,福州至台北高铁的规划赫然在列,“2035坐着高铁去台北”的说法不胫而走,引发两岸网友热议。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姝等在2021年发表的《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主要压力分析》一文中表示,由于评价考核的导向及要求,青年科研人员刚博士毕业就需要去申请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数逐年增加,加剧了竞争。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受理项目数比2014年增长54.4%,而资助项目数只增长9.4%。相应地,青年科研人员项目申请成功率持续降低,2014~2019年,青年项目资助率从25.3%降至17.9%。青年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压力逐年增加。
随即,申军良买了当天从济南到广州东的Z167次火车,200多块钱的硬座要坐近26个小时,当天还晚了点。这趟路途,申军良早已习惯了。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本报记者 世界杯在哪里投注 【编辑:世界杯在哪里投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