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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小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在桂林亲眼见到一名5岁的小女孩在防空洞外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死了。‘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这种精神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胡伟武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与全国其他城市类似，淄博房地产市场也曾经历过辉煌时期。2017年，淄博的楼市异常火爆，核心区域甚至出现了一房难求的情况。但自疫情暴发以来，淄博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入市项目同质化竞争严重，并陷入价格战。

　　因为以肉为主，当主食吃得多，所以吃一顿锦州烧烤并不便宜。在锦州有一句话叫“吃烧烤比吃中餐贵”。人均七八十是常态，吃好点得一百多，放在北京，这个价位也在餐饮领域中等偏上的位置。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这类“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印度已经说过好些次了。一味地执拗于在边境问题上对华示强，只会阻碍双边关系总体发展，甚而影响到印度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发展。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紧张的美中关系令两国企业都感到担忧。”美国《福布斯》杂志3日报道称，美国中国总商会最新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约81%的受访中企对两国关系紧张感到担忧。而中国美国商会3月发布的调查几乎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在101家受访中企中，36%的企业还担心“美国对外国投资政策的不稳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在连续两届美国政府执政期间，美中之间的外交渠道已经萎缩。中国的邻国和美国的盟友忧虑，世界大国之间沟通中断可能破坏全球经济，或导致意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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