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荣平认为,科研资助模式应该是一个“喇叭口形”,在“入口”处,应尽可能资助数量足够多的高风险、探索型小项目。随着对某个科学问题的认知越来越清晰,逐步聚焦到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资助项目数量逐步减少和资助强度同步提升。当研究开发聚焦到重大应用目标并有相当积累时,需要更加系统性、高强度资助,此时科技领军企业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越往后端越聚焦,企业参与积极性越高,到“出口”处,企业自身就有动力出钱资助,不需要政府资助。
曾当过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的周忠和认为,真正对基础研究有益的长期稳定支持,不是项目式的稳定,而是给科研人员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稳定”,即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薪酬,这应该是由财政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每年给研究所提供的稳定运行费太低,造成稳定与竞争性经费的比例失衡。
在曾刚看来,深圳的外贸结构中东南亚占比较高,而苏州则主要是欧美占比很大。尽管深圳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苏州面临的压力明显更大——《体育彩票》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同样要强调,秦刚介绍的五大坚持共识的第三项,是要坚持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众所周知,这五个国家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中国元首首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就是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于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说时,正式发起的,这也可以视作“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起点。我们也知道,今年中国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下周出席西安峰会的中亚五国元首,将大概率再度来华参会。就此而言,第三届“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中国今年举办的又一场重大主场外交,同样值得高度期待,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秦刚曾在两会记者会上特别强调,在合作中我们有商有量,在交往中我们重情重义,对于其他国家提出的倡议,只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我们都欢迎,只要不夹带地缘政治的私货,我们都乐见其成。就此而言,无论是“一带一路”峰会,还是迎来十周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值得高度期待。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