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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

　　来自全国的科学老师也因为短视频找到他，海南的、辽宁的、广东的、广西的……他们都想和王印学做水火箭。前不久，一位河南农村的老师在王印的指导下，带孩子们完成了水火箭的制作和发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过去这3年，一家人努力地修复过去15年的伤口。申军良细数着其中的变化，比如，申聪考上了当地一所职高的动物医学专业，晓莉开始不定期做直播，一家人去了海边和滑雪场，用了很多年的电动车也换了新的。

　　王贻芳指出，要从总体上推动稳定经费改革，就要从中央财政中额外划出一笔稳定支持经费，具体到如何落实，匹配给谁，怎么定义基础研究机构，不是任何一个部门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中央层面去统筹协调。本轮机构改革后，新成立的中央科技委员会或是一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很好契机。

　　这个五一，注定有点不一样。于国家而言，出行热潮叠加消费旺季，正是观察中国经济的窗口；于个人来说，“自由行”的同时或许还面临“人从众”的“盛况”。身处其中，更能感受中国经济活力释放的韧劲；观察一域，亦能管中窥豹，看见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据报道，从3月底开始，杨飞虎所带的导游团队，就不断接到外地散客咨询，“外地来武汉旅游的家庭非常多，几个家庭一起自驾或者坐高铁而来。”杨飞虎介绍，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东湖风景区仍旧是打卡之地。“湖北省博物馆现在是一票难求，目前五一期间的名额已经全部预约完毕。”

　　今年就此发声的美国高官，轮到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这位美籍华裔官员，和印度渊源颇深，他曾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

　　这件事让王印明白，培养孩子不见得只在理论课上下功夫，教育也不仅仅是老师在讲台上灌输，还应该跳出来思考如何培养学生的品质和能力，激发他们的探索欲，为未来埋下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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