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这本书讲的也许是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最大不确定因素，就是人口问题。近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下降得非常快，7年前，这个数字是1800多万，去年900多万，这样的变化会对未来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中美双方的言论和表态显然是相距甚远，在路径、方式和责任的认知方面可以说是各说各话，不过，至少双方都强调和平及管控竞争的重要性。这对于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可能是“无可奈何中的好消息”。未来，双方会极力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双方要重构新的军事关系，可能甚至是只能通过一段较为激烈的博弈（战争门槛以下），类似于香会期间披露的两起相遇事件，将越来越成为常态。此外，美国在亚太的纵横捭阖会继续强化，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此次峰会期间，美日菲澳四国防长还进行了首次会晤，又一个QUAD似乎呼之欲出。

　　1997年博士毕业后，阿东进入国家海洋局，并在此工作近20年。其间，他先后在海洋综合管理司、海域管理司、东海分局、海洋出版社等处工作，2016年1月任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司长。《be七007》　　“美国才是南海局势紧张的真正推手。近年来，美国动辄派遣先进战机到南海挑衅滋事，横行霸道，常态实施航行 ‘自由行动’。美还变本加厉，增加临时部署，轮换部署，增设军事基地，持续强化南海地区的力量存在，美国这么做只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更大的危机隐患。”他表示。

　　孟宇平认为，要纠正和防止就业性别歧视，还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切实担负起保障生育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加大对托幼机构的建设力度，帮助女职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好平衡，提升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财税补助政策、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等渠道，适当分担用人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进而为女性求职者营造公平就业的良好氛围和环境。（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中美高层互动的增加，当然有助于两国关系止跌企稳。但需要先对此轮互动的性质进行界定，确定当前两国关系是否发生了基础性的变化。应该说，近一个多月来两国的密集交往，首先是针对年初以来长时间不正常状态的纠偏，是基于各自国内外环境而作出的合理选择。从目前看，其主要成果在于对话渠道的逐步恢复，尚未就两国关系的相处原则或功能性议题取得突破性共识。因此，针对双方此轮互动的预期应首先停留在为两国关系止损降温的层面上，不宜注入过多积极预期。更需保持清醒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间存在的重大矛盾分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化解。换句话说，增加高层交往只是起点，而非终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