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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一位受访的政法系统公职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银行工作人员甚至会主动到他所在的单位，推销信贷业务，“他们给我们的工作证件拍照，再让我们填个表格，就能贷到30万元，甚至更多，贷款利率也会有明显优惠。推销人员虽然说资金不能用于高利转贷等用途，但后续并没有跟踪管理。”

　　涿州洪灾中，不少蓄滞洪区的村民被洪水围困，等待救援。据《北京青年报》8月2日报道，7月31日上午开始，北拒马河上游大马村村民便接到通知，洪水会在傍晚18时到达，要求所有村民全部撤离。在相对下游的村子，到17时左右，村干部才开始在微信群发消息，通知转移。更下游位置的沙窝村村民表示，村里通知泄洪的时间是在晚上八九点，没有强制撤离，没有指定安置点，更没有给村民留出充足的转移时间。

　　7月3日，医疗卫生信息化龙头企业卫宁健康披露，公司实控人、董事长周炜因涉嫌行贿罪被立案调查及实施留置，当日公司股价跌停。7月31日，抗血清抗毒素领域的生物医药企业赛伦生物披露，公司实控人之一、董事长范志和涉嫌职务犯罪被实施留置并立案调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多位了解涿州市水利的受访者均指出，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利工程，是导致涿州市多处被淹的一个重要原因。程晓陶提到，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库拦蓄洪水，导致几条河流的洪峰集中在涿州市交汇，使河道难以承受。“河道行洪能力是有限的，大石河源短流急，如果北拒马河上游有水库拦截，让大石河的洪峰先过去，再把下一个洪峰放过来，就像汽车排队上高速一样，一天可以走很多车。但如今连高架的车也挤过来，就会造成交通堵塞。”程晓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丁长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上海上半年实现高增长，一方面与去年同期的低基数密不可分。2022年上半年，上海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经济出现负增长，直接导致上海GDP未能突破2万亿元（1.9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较前年同期下降5.7%。

　　8月1日起，公羊、蓝天等多支救援队收到涿州市政府的请求支援函。但当天，有报道称，多个民间救援队因没有邀请函，无法即刻前往灾区，引发争议。此外，外地救援人员因不熟悉地形及水域情况，再加上通讯中断，无法与被困人员取得联系。相关专家认为，这背后的核心问题，仍在于地方应急管理体系的机动性不够，应急方案不够细致。例如，现场受灾数据如何统计收集，社会救援力量由谁调度，流程如何机动调整等，都需要提前设置和演习，这是应急指挥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该文章提到，流域内有28处蓄滞洪区，半数以上没有建设进退洪控制设施、口门等工程，靠临时扒口分洪，分洪水量、淹没范围、退洪时机等难以控制，一旦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蓄滞洪区难以启用或无法正常运用。此外，海河流域对于防洪的预防、预警、预演、预案能力薄弱，无法支撑有洪水的防御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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