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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贾绍凤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涿州受灾，部分由地形所致。涿州位于太行山、燕山的交界处，地形呈喇叭口状。此次强降雨过程中，东南气流在此盘踞，暴雨强度最大。同时，涿州位于冲积扇平原，这意味着，多条河流出了山口，“第一站”便是涿州。

　　巢清尘现任国际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研究组联合主席，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气象数据的长期监测显示，本世纪以来，全国总体的极端降雨的频次、强度都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暴雨级别的降水，近年来有北扩的趋势。“而且这次华北暴雨，不仅和副高北抬有关，还与‘杜苏芮’台风的北上关系密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趋势比以往更明显，这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城市遭遇暴雨的概率。”她解释说。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2012年“7·21”特大暴雨发生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涞源成为洪灾的重灾区，涞水县野三坡景区遭受自1986年开放以来最致命的重创。据2012年媒体报道，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野三坡景区上游的拒马河干流无水库等拦蓄工程，导致洪水迅猛，河道难以消化如此大的降水，但水库修建须由国家统一规划，种种原因致使当地修建水库搁浅。

　　21时，抵达现场的救援队被有毒气体阻拦，无法靠近救援。中图网员工、微博网友@图不秃斯基 发布消息称，“附近的胶带厂泄露了有毒气体……救援队因为有毒气体持续泄露而无法靠近救援（冲进去的人呕吐着出来了，无法靠近），现在急需有防毒设备的救援队来帮帮我们”。

　　推文列举了如今正同样遭受困境的受灾同行的具体名单和情况，号召大家为他们提供帮助：“此时的互助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救，水灾来临时我们抱团取暖，正如时代洪流下我们同心协力、守望相助，就一定可以找到出口，共渡难关！”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国际合作与科技处处长张存龙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此轮暴雨给防洪调度带来的难度，比1963年还要大。1963年8月的连续暴雨的中心区靠近河流的下游，但这次的中心区都在山区，雨水产流、汇流很快，下游来水也更加凶猛。

　　当时覃国友已在县委副调研员任上干了6年，他想“既然‘官路’不畅，转走‘商路’”也行。2009年至2013年，覃先后以其本人及其女儿的名义，以购买挖掘机为由分4次向广西鹿寨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合计305万元），然后将所贷款项借给王某某和张某某二人，并收取利息。经查，覃国友通过高利转贷方式共牟利11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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