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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促进消费,过去大家希望政府多发一点消费券,现在是打造优质的消费环境更关键。”在叶青看来,外地一些走红、受到消费者追捧的旅游城市,都是将消费环境做到极致,有了好的消费环境,有了好的产品,大家才会来。“所以我建议武汉的政府、企业和市民,三个方面联合起来,共同打造全国最好的消费环境,为加快城市发展努力。”
这位新加坡防长还表示,世界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挑战都无法解决。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承认并接受一些机构,特别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大到不能倒’。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及它们与东盟、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的关系。”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周忠和表示,基金委还应扩大面上项目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其单项资助强度曾一度达到八九十万元。近几年,基金委资助资金的总池子逐年扩大,但面上项目被其他各类项目所稀释。2021年,基金委面上项目总资助金额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拨款的49.3%,十年前,这一数字能达到66.5%。
李亮认为,这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但步子仍迈得太小,每年通过的原创推荐项目很有限,“多数通过的项目背后都由院士推荐和支持”。杨卫建议,基金委应继续夯实推荐者的责任,进一步扩大项目资助额度,容忍一定的失败率,并采用滚动式支持,“重点不在于你支持了多少项,而是确实支持了一些好的项目”。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关注到,习近平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进行电话交谈前,“中国领导人已经同所有与这场冲突相关的主要参与者交换了意见”。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锦州烧烤店的老板都是“吉祥物”,一晚上下来哪桌都得坐一会儿,关心下味道好不好,跟你唠唠闲嗑,顺便赠你饮料和花毛。这样做的原因是锦州烧烤店主要的消费群体都是本地的回头客。
申军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是一周前得知了两名人贩子被核准死刑的消息。接到申聪被拐案法官的电话后,正在跑网约车的他联系了在江西的钟丁酉,两人约好一起到广州汇合。
特约评论员 管姚:我注意到,对这次会见,国际媒体相当关注,英国路透社、美国彭博社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电稿。按说一国外长会见驻在国大使属常态行为,但鉴于中美关系作为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份量,加上当前两国关系全面紧崩的真实现状,用秦刚今天见伯恩斯的表态,那就是“再遇寒冰”,所以在此背景下,这场会面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今天彭博社的报道标题特别强调,China’s New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S Envoy for First Time,这是“中国新外长首次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当然我对出现在标题的“新”字,有保留意见,以今时今日全方位大国外交的强度与密度,强调这个“新”字,不合时宜,也不着调。你看,今天秦刚又飞欧洲连访三国了,大国外长着实够拼。同样可作对照的一个背景是,秦刚是在出使美国期间,获拔擢大国外长。在他离美返国履新之际,美国“Politico”新闻网站曾刊出长篇文章,指秦刚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国务卿布林肯并未与其会面,美媒认定,这构成白宫外交团队的重大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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