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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近些年,国内也在要求基建项目要做气候可行性论证,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和重点工程。但巢清尘指出,目前的论证更多围绕着历史观测数据,没有考虑到对未来极端天气的预测情况。此外,多部门间系统性联动还不够,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文件上。“一般都是部分城市遇到这种极端天气灾害之后,会强化这方面的意识,然后零星做一些基于灾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但过几年后,因为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灾害,又懈怠了。”
8月6日,浙江衢州。一家长爆料称某国际幼儿园游泳教练多次将孩子按在水里,自己花年费5万左右送孩子上最好的幼儿园,没想到即将毕业却被体罚。8月7日,据沸点新闻报道,幼儿园工作人员回应称,这件事确实是园方监管不严,教练说他当时是因为小女孩调皮阻挡其他孩子,一时气急才动了手,大班的孩子都会游泳和憋气,孩子并无大碍。事发后家长到幼儿园,教练第一时间道歉,但还是遭到殴打。
对于韧性城市建设,地方是选择短期经济发展,还是长期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决策者进行复杂的权衡。杨赛霓提到,韧性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成本很高,每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发展特点进行建设。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在交通方面,研究基础设施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的杨赛霓提到,一座十年前设计的桥梁满足“50年一遇”的设防水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数据测算得出的标准。如果加入最近几年的数据后,可能十年前的“50年一遇”只相当于现在的“20年一遇”。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堆积,直接导致2022年优质学区的学位前所未有的紧张。亲历了市场的剧烈震荡,张波认为,与其说是政策彻底刺破了“学区房神话”,不如说是阶段性的出生堆积带来阶段性的“调剂出区”,2023年不过是2021年7月以后市场的延续。
但同期,北京全市小学招生人数比上年小幅增加。尽管小学招生人数相对稳定,但出生人口减少大趋势下,幼儿园招生难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并会逐渐扩大和蔓延。传导到几年后,入学人数下降,也是大概率事件。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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