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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7月29日，针对此轮华北极端强降雨，中国气象局已作出预报，并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一级应急响应。但现实中，极端暴雨的强度以及带来的危害，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多位了解涿州市水利的受访者均指出，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利工程，是导致涿州市多处被淹的一个重要原因。程晓陶提到，北拒马河上游没有水库拦蓄洪水，导致几条河流的洪峰集中在涿州市交汇，使河道难以承受。“河道行洪能力是有限的，大石河源短流急，如果北拒马河上游有水库拦截，让大石河的洪峰先过去，再把下一个洪峰放过来，就像汽车排队上高速一样，一天可以走很多车。但如今连高架的车也挤过来，就会造成交通堵塞。”程晓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截至8月10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国至少有168名医院现任或者原任院长、书记被查，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的两倍。这些落马被查的院领导大多来自于县级或者地级市公立医院，但其中，也不乏三甲医院院领导。

　　然而，面对短视频如洪水般的流量，消极的影响也变得显而易见。直播打通了从生产、流通、服务到消费的整个环节，加之透明化，加速了整个信息的流转，缩短了供应链和产品的价值转换链，所以并不能只关注线上的优势，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当个人IP越做越大时，会有更多的用户拿着“放大镜”在屏幕前盯着主播的一言一行，要在这一环境下继续保持初心，把导游工作做好，并非易事。“当IP越来越大，自身也需要越来越强大。一开始没有流量很尴尬，如果说流量很大，后面又没有优质内容了，会更尴尬。”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毛昭晖提出，公职人员高利转贷行为涉及面广，具有专业性、隐蔽性等特点。打击不能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以大数据监督为支撑的协同式监督，通过巡视、巡查、纪检监察、审计等多种形式进行查处惩治。

　　8月4日，在淘宝“中图网书店”直播间里，黄平开启了人生第一场直播。从1998年创业至今，习惯身居幕后打理图书生意的他，第一次面对直播的镜头，面对线上如此多关心中国图书企业未来的网友。“25年来，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磨难，事情来得非常快，我对同事们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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