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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化所在的乡镇卫生院，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要服务的民众更多。除了本乡镇两万左右的常住人口，还有相邻乡镇以及周边的扶贫搬迁人口，加起来辐射人口大约六七万。医院全部职工加起来只有70多人，能够参与到疫情防控中的医护人员也就20人左右。“目前人手还能够勉强应付，如果后面医护人员感染，剩下的人肯定要全部顶上。”他说。

　　张富清端坐在我们面前，先说起战友，突然没有声音了，嘴角颤动，眼泪一颗颗往下掉。午后炎热，蝉声阵阵，小屋里静得出奇。过了好一会儿，老英雄才平复情绪，说：“和他们的牺牲相比，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据该工作人员透露，“除了现有订单之外，公司的布洛芬产能一部分已被征用，两个星期之前，国家工信部已经派人进驻公司，监督布洛芬生产”。

　　一方面，“四类药”药企产能收缩。过去三年，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需要实名登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等，一定程度上抑止了市场对“四类药”的需求。

　　对于上述《暂停接房通知》， 武汉文泓置业一位项目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们也不想把矛盾转移到业主头上，但确实项目公司账上已经没钱支付水电费了。”

　　据华金证券研报统计，全球布洛芬原料药产能前三的药企分别是新华制药、亨迪药业和巴斯夫，每年产能分别为8000吨、3500吨、3000吨。

　　他说，附近卫生院都缺药，底下村卫生室用药基本都从镇卫生院拿，所以现在情况也不乐观。村医可能有些自己的购药渠道，但这一时间点，“哪里还有药？”

　　1975年夏天，大儿子张建国高中毕业，恩施县城有国企招工，张建国符合要求。可是，张富清二话没说给儿子打包了行李，要他去条件最艰苦的杂货溪林场当伐木工，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马军所在的研究所也只能采用“自救”的办法。“医护人员去献血，但是都献过了，不能再献了，再有就是家属互助献血，现在只要来了需要抢救的重症病人，我们就开始互助献血。”马军说，但也有子女都不在，或老年人、儿童不能献血的，互助献血也非常困难。

　　就连张建国也说不出那些伤：“只知道父亲是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的，但他没告诉过我们有哪些伤。”孙玉兰也一句话带过：“头上身上都有伤，耳朵也是，他不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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