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提到，国内大部分的药企不具备合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没有单独设置合规官的职位。由于不具备“一票否决权”，合规官只能发挥“建议”的作用，“甚至有些企业管理者为了更顺利地过审，会直接选择不邀请合规官参与到战略或运营的决策过程中”，这种架空的做法也使得合规官在公司内部成为被边缘或者排挤的角色。

　　而另一边，药企内部“达标会”频繁召开，公司开展合规培训，搭建合规体系，一位从事医药合规的律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开展反腐行动以来，每天都接到很多药企电话咨询合规培训，“整个八月，我几乎每一天都奔波在各个企业之间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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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忆，洪水是8月21日凌晨左右来的，“当时工棚外下着暴雨，我被雨声吵醒，之后就听见有人喊‘水来了，快跑。’”他往工棚外跨河的钢架桥上跑，两分钟左右，水已经漫上钢架桥了。他告诉记者，因为水流速度极快，且此前河道边堆有大量土石方，洪水混着砂石，五六分钟就冲毁了工棚。“和我同一房间的两个人没来得及跑，到现在还没有他们的消息。”

　　相较于采取“直截了当”却容易被检举的转账汇款，李淳表示，目前还有很多行贿手段是采用隐蔽的、非现金、非财产性的利益输出，比如利用个人人际关系、影响力或人情，将专家送到海外旅游，提供接送服务，为其子女提供不正当的升学、就业机会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