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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下午1点，公羊救援队救援人员张泽从北京赶到涿州，第一批救援人员有18人。张泽看到，很多地方被水淹没，有水深1米5到两米的，更多地方已经达到三四米深，路也断了，一半水域，一半路，“所以救援难度非常大，然而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人，根本就转不过来。”

　　丁道师称，村子里有很多地势低洼的树林，存了不少水，几乎没过了半个电线杆。“下午四五点时，好像是有一些牛被冲到了树林里，我隐约中听到了牛的叫声，但视线不太好，没能看清楚。”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已有蓝天、公羊等多支救援队伍驰援涿州。此外，据中新经纬向多位前线人员了解，来自涿州周边市县，如张家口、白洋淀等地，以及来自黑龙江、河南等地的救援队伍已经到达。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他表示，今年北京市水务局组织过模拟1963年8月特大暴雨的防汛应急演练，研究过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区、应如何调度，而且这次演练是“着眼于流域，山西和河北都是参加的”；而北京预防山洪的主要困难，是居住人口较为分散，财力不足以修建大量减势削能的水利工程，因此减灾主要靠及时预警、及时撤离，又遇到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的多，山区弱势群体比例还高一些”的问题。

　　“但水位的高度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袁牧歌回忆，7月31日上午9点左右，地上的水有70厘米深，她带着9个工人到库房，把原本放在地上的书搬到架子上，一直忙到下午两点；但是到了下午三点，库房的水位“噌噌噌上涨”；到了下午5点，水深已有约一米七，库房成了水池。她意识到来不及抢救图书，只能赶紧让工人先撤离。

　　安国市一家中药饮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所在的中药饮片公司和产地的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有长期合作，一般产地的中药材加工好后，公司才会进购，进购后公司会负责中药材含量等各项指标检测，只有符合《中国药典》标准的药材才能最终流通到市场。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他所在的公司主要对接医院和药企。

　　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显示，张广是今年落马的第31名中管干部，也是今年第二个落马的“70后”中管干部。

　　张泽感到无能为力，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全是等待救援的被困人员。”他看到有人困在楼里，有人趴在墙上，还有人趴在树上等待被转移的。7个多小时忙下来，张泽不记得自己一共转移了多少被困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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