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医科院颠覆以往医科院的“老规矩”，实行不定编制、不定级别、市场化薪酬、社会化用人。理事会是深圳医科院的决策机构；院长是深圳医科院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会聘任，实行任期制。

　　实际上，早在2020年初新冠大流行之初，国内就有扩建ICU的呼声，但三年来，ICU床位比例提升非常缓慢。前述数据专家解释，因为ICU资源扩充，不仅关联到呼吸机、抢救设备、监护仪器、负压病房等硬件设施，更关键的是要配置有重症救治能力的医护队伍，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一般的医护人员可能无法胜任，尤其对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这点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解决。

　　具体而言，轻症、无症状感染者在抗原自测阳性后上报，并自主做好居家隔离，高风险人群可以去医管局指定诊所进行初级诊疗，由医生评估其风险程度后进一步分流：情况稳定即要求患者自行居家，有高危风险则直接转入医院治疗。对高风险人群，香港特区政府给出了明确界定：70岁以上老年人、5岁以下儿童、怀孕28周以上孕妇、免疫力缺损病人。《世界杯每场比赛倍率表2022》　　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锡玲等人在2021年发表的论文《我国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预测》，2021年，中国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为4.37张，各省（区、市）每10万常住人口综合ICU床位数均没有超过10张，其中，北京、上海最高，每10万人口分别拥有6.25张和6.14张ICU床位。但总体来说，医护人员及呼吸机、ECMO设备均比较匮乏。

　　在熊思东看来，随着全国医科院的逐步铺开和完善，以前散兵游勇式的研究会被逐步取代，以重大临床需求问题为导向的有针对性、有组织的医学科学研究会成为主流形式。“搭建平台、提供医疗服务只是医科院的职能之一。希望未来的医科院能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不仅容纳医学，也吸纳理工科等多学科的人才，而不是变成一个孵化器或服务中心。”熊思东说。

　　上海疫情高峰时，多个方舱都出现了收治高龄老年人的情况，部分老人甚至有老年痴呆等认知障碍。普通方舱缺乏照顾重症的专门医疗条件，在高峰时又存在收治人数饱和而医护资源不足的情况，无法及时对老年人进行医学监测，这些都会加剧高危老年人从轻症转重症风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