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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那次的意见提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的长期稳定发展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有一天晚上，已经11点多了，闫学会特意跑到外面，应该是找经过的路人借了个手机给我打电话，问纪委找我什么事，我是怎么说的。”李某向办案人员交代，闫学会要求他“不能把任何问题向组织反映，不能给组织留下任何机会和把柄。”

　　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缆车通常适用于地形起伏变化较大的地区，一般在景区比较常见，在城市交通中并不多见。国内拥有跨江缆车的城市，最为人熟知的是重庆。

　　除此之外，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此前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问题，比如被操纵、数据泄露，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力进行监管、审查，确认这些产品是否合乎中国的安全要求。项立刚认为，以前，中国市场对美光的依赖性较高，很多芯片由美光供应。但是近年来，由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美光等制造商对中国的供应出现问题；同时，长江存储等中国企业也成长起来，中国对美光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许多器件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2021年11月，韩国现代中国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以“如何看韩日反华情绪扩散”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上，首尔市立大学汉语文化系的一位教授在讲述“韩国青年一代的网络反华情绪现状”时，也公布了一份2018年进行的以韩中日三国20多岁大学生为对象的民调结果，其中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4分（满分5分），对日本的好感度为2.83分。民调还显示，越是自称“进步”的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越低。该教授认为，韩国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认知存在片面性。

　　一位资深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快递行业经历了不小的考验，他认为快递企业尤其需要苦练内功，否则一旦放开可能会面临优势机会和资源的丧失，事实上，这种行业趋势已经显现。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卓华16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俄两国同是在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两军本就保持有密切的常态化交流合作。“中国防长上任后首访俄罗斯，既是深化军事互信、充实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的应有之义，也是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力量的必然要求。”

　　美国因素无疑也影响到韩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据詹德斌介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对华认知产生过巨大影响。中韩建交后，韩国长期奉行“安美经中”（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对外政策，但这个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战略稳定的状态。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以合作为主导转向以竞争为主导，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缩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这自然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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