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一群军火商跑台湾,当然是为了卖武器。实际上在所有的商品当中,武器是利润最大的、最挣钱的,那么这么多美国的军火商跑台湾,就是为了薅台湾的羊毛。当然了,台湾当局在政治上、安全上全面投靠美国,所以需要向美国“交保护费”,那么这些军火商来到台湾,向台湾倾销武器,实际上是台湾当局向美国“交保护费”的一种方式。《世界杯联赛赛程表2022》 今年2月1日消息,黑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辛敏超被查,他于2011年任五常市市长,2014年6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调任双鸭山市委常委,张希清正是他的继任者,2016年11月任五常市委书记。
站在当下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回答:基础研究需要怎样的资助方式,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无用”和“有用”间如何平衡、转化?为何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缺乏对全人类有影响力的原创性、前瞻性成果?
“17世纪,莱布尼茨提出猜想:人类逻辑思维是否可以符号化?这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开端,19世纪,英国数学家布尔为解决这一猜想,发明了布尔代数。20世纪中叶,‘信息论’之父香浓把布尔代数和数字电路联系起来,从电路设计到后来的集成电路、芯片都受此影响。这就是无用之用。”周向宇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