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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案例中，与公职人员通常凭借信用就可以贷到款相比，民营企业家往往需要抵押贷款，越在经营不善时，企业的贷款难度也就越大。这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家通过公职人员等渠道加息转贷的原因之一。

　　“6月份降价以后成交上来了一点儿，恢复到4月份的水平了。”张波告诉记者，目前德胜学区房的总价整体已经比3月份下降了50万到100万。7月截至23日，德胜成交了33套房，最近成交量有所回升，但仍然不及预期。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原行长解鹏，先是借银行行长的身份结识掌握资源和有资金需求的各类人员，为高利转贷“撒网”，随后与他人商议到自己所在支行办理贷款，并以15%的年化收益出借。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一路绿灯”，对伪造的贷款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顺利将所获贷款转借，获得高额利益。经查，其利用职权进行高利转贷，获利71万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黄平庆幸所有被困员工8月2日已经全部安全撤离，“如果有同事因为救书把命搭进去了，大家一辈子都会背上心理包袱。”借助直播的机会，黄平感谢伸出援手的救援队和提供安置点的朋友。

　　据报道，2022年7月19日，涿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曾开展防汛应急救援演练，应急管理局、水利局、气象局、公安局等多部门参与。演练设定了全市普降大到暴雨，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拒马河水位持续上涨，拒马河堤防随时可能出现险情的情境，让各部门模拟从信息报送、应急预判、预警和群众转移等关键流程。当地称，各部门密切配合，演练在规定时间完成，“演练达到预期效果”。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说是要撤离，但在农村，谁家没有鸡鸭牛羊的，总得留个人在家，怕重要物件冲跑了”。张亮说。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洪水突然漫进屋子，水位迅速抬高，他来不及跑，只能匆忙捞了两包方便面，爬到房顶。缺水、缺粮，手机没有信号。30多个小时后，张亮和其他村民才被一支民间救援队转运出来。

　　从得知洪水将至，员工就在全力堆叠沙袋、搬运图书，但洪水来得太过迅速，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仓库进水，图书被泡。当水势过大不得不放弃抢救图书从仓库撤离后，员工退到了办公室的四楼，等待救援，在洪水包围的孤楼里度过了一夜。

　　今年春节后，连续两年经历价格回调的深圳学区房市场有所回暖。乐有家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全市名校片区的学区房成交价相较其他二手房，较参考价有更大幅度的偏离，以参考价成交的学区房占比从1月的55.5%减少至3月的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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