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

　　上个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访华，是疫情暴发后第一位访华的澳大利亚州长。安德鲁斯在访问结束后评价“非常成功”，强调对华关系“不仅是贸易，而是一种建立在尊重、信任和友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是一种惠及各个领域所有维多利亚州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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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秋庆镐近日表示，韩国对华贸易大规模顺差的时代已落幕。詹德斌认为，随着中韩技术优势缩小，韩国对华贸易逆差将越来越大。此外，韩国近年来进口的上万种商品中，有1800多种特别依赖中国，其中镁、氯化钙、尿素等的依赖度都在90%以上。他发现“中国风险”一词开始被韩国社会广泛使用，要求减小对华贸易依赖的呼声也有所增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