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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注意到中国准备建立谈判进程,俄方原则立场与中方立场文件有着广泛的一致性。外界注意到,扎哈罗娃例行性表态称乌克兰缺乏真诚谈判的意愿。
庄辞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负责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科研人员申请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资助周期是4年,一共可拿到约60万元的项目经费,平均每年就是15万,“这意味着一个博士后的工资可能都负担不起”。
无论是在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在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第一的都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下降。
从前十阵营来看,除苏州外,其余城市GDP增速相比去年全年均有明显回升,其中深圳、重庆、成都、杭州、南京均跑赢全国大盘(4.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广州GDP增速(1.8%)在十强城市中垫底,但仍以31亿元的微弱优势力压重庆,全年能否夺回“第四城”的位置,成为一大悬念。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庄辞也认为,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仍是面向极少数人,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接受中新网采访时表示,我国干部管理是老、中、青结合的梯队建设,当前“70后”省委常委、“80后”厅级干部与“90后”处级干部已不鲜见。
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国外顶尖机构是怎么做的?2019年,中科院组织了一个考察项目,旨在通过实地调研世界知名基础研究机构,总结他国经验,探索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科研组织模式,庄辞参加了这一项目。
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刊《科学》罕见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的社论。文章称,基金委从2018年下半年开启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学与技术研究范式近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跨学科研究凸显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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