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这位新加坡防长还表示，世界依赖中国的制造业，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全球挑战都无法解决。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承认并接受一些机构，特别是银行和金融系统‘大到不能倒’。这句话非常适用于中美关系，以及它们与东盟、其他亚洲国家和欧洲的关系。”    

　　然而，铁证如山，一切掩盖和狡辩都是徒劳，换来的只有错上加错，悔之晚矣。去年9月，闫学会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3个月后，闫学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世界杯体彩买球几点结束》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多数是以稳定经费、严格评估这种方式推动。稳定支持前提下，一个科研管理系统如果缺乏完善内部评估体制，没有淘汰，很快就会陷入“养懒人”“吃大锅饭”的泥淖，每五年进行的一次严格小同行评估可以从制度上杜绝这点。“坦率说，专业的基础研究机构是不能养人的，每个科研人员一定都像运动员一样参与残酷的全球竞争。”

　　也就是说，改革几年后，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选择做“需求导向”型项目。2019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接受中科院主管的《国家科学评论》期刊专访时曾表示，他推测，几年后，需求导向的申请数量和资助金额可能会适当提高，“这个估计一方面来自经验，另一方面也因为基金委会加强对需求导向研究的关注⋯⋯如果现在不能通过改革使资助系统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将会失去机遇。”李静海强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