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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志斌拥有一个位于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批发档口，“以前外国客户的数量非常多，但现在，他们已经能通过互联网解决问题，他们来中国的频次就会降低。而且他们会发现这些平台上的商品，重复度很高，那么他下单的欲望就更低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全国CPI环比下降0.5%，同比上涨1.0%。CPI同比增速上行，重回“1时代”，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作为受访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进一步表示，过去三年，我国失业率总体在自然失业率之上，意味着有很多的周期性失业，长期的周期性失业一定会破坏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主要是收入方面，因此，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信心会受到较长时间的牵制。

　　赵小卓说：“我们的军事行动针对的就是‘台独’，就像紧箍咒，‘台独’势力每跳一次，我们就给紧一次，直到把‘台独’彻底扼杀掉。打个比方像给他戴个手铐，每动一下手铐就会紧一下，因为螺扣是朝一个方向转的，直到他彻底动不了为止。”

　　从融资企业类型来说，服务商在过去一年比品牌商更受关注。“当跨境电商红利消失时，由于成本增加、利润下降，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品牌商，也因此不被资本青睐。”段若畅说，“在品牌商经营状态变差时，对服务商的需求更高，从而利好服务商。”

　　据陈韶通介绍，广东的纺织服装出口在全国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将近80%的产能都集中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毗邻香港，珠三角的纺织服装产业起步早，根基深厚，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品牌出口，长长的产业链条上，每个细分环节都有完整配套。

　　随着巨头的影响日渐深远，隐忧开始浮现，多名受访者向记者提起普宁内衣产业带的经历。“普宁一度成为拼多多的主要内衣产地，为了匹配平台，当地工厂几乎将生产线都改动了一遍，以匹配平台贴地飞行的价格。但后来平台将主产地转移，普宁想再提质增效，却是难上加难。所以当SHEIN想要在普宁招募供应商，当地工厂就非常担忧问题重演。”陈韶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服务商行业也逐渐内卷。赚快钱、不重视用户真正需求的服务商也逐渐被淘汰。段若畅说，在跨境市场高速增长时，市场有一类需求是一键抄款，即迅速抄袭其他店铺的货品。随着平台规则趋严，这类服务商也随之倒闭。

　　虽然当时几乎看不到供应链转卖家的成功案例，但更大的利润空间让胡合斌决定下场做卖家，“做销售肯定要比做生产好，直接掌握主动权。”

　　据胡合斌介绍，那时跨境卖家经常下数千件的订单，建立信任后，一两万件的大订单也并不鲜见。“早期体量是特别大的，而且往往是做独立站的客户体量比较大。”胡合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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