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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一起投诉，让中银三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乔良警惕起来。有老客户找到他们，以销售违规为由要求全额退保。奇怪的是，这份保单已正常退保三年之久。

　　记者了解到，其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当前银行净息差已低于“预警线”。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74%，相比去年末下降17BP。如果拉长时间看，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10年后整体呈现下行趋势，由2010年的2.5%降至目前的1.74%左右。

　　经过摸排，北大规划院的规划师要将搜集到的数据反馈到电脑上，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校准，才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北大规划院副总规划师吴昊天介绍，截至16日下午，妙峰山镇已经摸排了16个村子，接下来将进入最后一个村子下苇甸村展开摸排，下苇甸村的受灾也比较严重，是重点摸排的村庄点位之一。

　　当前，代理退保黑产已逐步走向职业化和产业化，从发展下线、获取客户信息到接触客户、签署协议、投诉退保、向保险公司施压获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

　　多位受访者还表示，公众对公职人员触犯刑法，了解最多的是受贿罪、贪污罪等，对高利转贷罪认知非常有限，这也让一些人即便知道身边有人存在这种行为，也意识不到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有受访者表示，他身边的公职人员认为高利转贷行为挺正常，甚至这属于会理财的聪明人。

　　刘俊生说，当时161位“60后”省部级官员，博士占45%，硕士占43%，本科占11%。他认为，官场对学历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60后”省部级领导正好赶上恢复高考时期，这促使他们追求学历的欲望非常强烈。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评估证据时，原保单的保险销售员，成为代理退保环节中的关键突破口。《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一份初审表中，要写清楚保险销售人员是否在职、有无返佣、送礼品、垫付保费等情况。

　　另外，针对志愿者、救援人员也会有一些“临时机制”，比如疫情期间，民政部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联合启动“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湖北省养老机构工作者关爱保障行动”，对全国参加疫情防控的各类志愿者免费提供专项保险保障，重症危重症患者将获得5万元保障，身故者将获得25万元保障。

　　小柯在进行鼻综合手术时，就遭遇了“翻车”：“我当时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甚至也没有告诉几个朋友。”她一个人前往医疗机构抽血、化验、手术，最后签下了1.28万元、共24期的分期付款协议。“当时年纪小，不是很懂维权。我去咨询的时候，医生就忽悠我做价格比较高的。第一次没做好，假体在鼻子里歪掉了，去找他们就告诉我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做，我不满意也没办法，结果一两年后我再去找，这家机构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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