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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快80岁时的黄令仪仍然每天到公司上班，拖着鼠标在电脑上查电路。他想说不要这么辛苦了，黄令仪脱口而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世上没有后悔药，人生没有回头路。直到审查调查的后期，闫学会才彻底醒悟，“我深刻认识到这种行为给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给国家造成了损失。”闫学会忏悔说，“我触犯了底线，确实罪有应得。我也不怕献丑，不怕丢丑，就想用我自己这种惨痛的经历、活生生的案例，去教育身边的领导干部，让他们不要再重蹈我的覆辙，不要再犯我的错误。”

　　32岁的北京人韩彬也注意到，更早先几年，北京春天很少受到沙尘暴的侵扰。他将这种好天气归功于中国的治沙成就。当近两三年北京等城市再次遭遇沙尘暴时，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年来的植树造林为何没能挡住沙尘暴？

　　“行业已经不再是简单价格比拼，经历了疫情，流量增长减缓后，物流的保障和消费者体验变得越发重要，需求也越发细分”，多位行业人士分析，“快递对每个消费者都更加重要了”。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今年1月，总投资20亿元的太古可口可乐昆山项目顺利签约，成为其迄今在华最大的单笔投资。瑞士企业安姆科在广东投资10亿元建成的全球软包装样板工厂正式投产。总投资超9亿美元的16个外资项目在江苏吴江集中开工、投产、签约。

　　1998年，为给国际干旱区自然资源开发、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等提供科学支撑，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成立。李生宇是该研究所一名正高级工程师，2018~2020年，他牵头执行了一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名为“中蒙草场荒漠化防治技术合作研究与示范”，并于2019年多次前往蒙古国开展调研和试验研究。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倪浩】中国海关总署查询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的煤炭正在增加。据《环球时报》记者查询，今年2月份，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7.29万吨炼焦煤和13.42万吨其他烟煤，而3月份，这两个数字则分别达到了28.49万吨和176.51万吨，涨幅相当可观。

　　美国因素无疑也影响到韩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据詹德斌介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对华认知产生过巨大影响。中韩建交后，韩国长期奉行“安美经中”（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对外政策，但这个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战略稳定的状态。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以合作为主导转向以竞争为主导，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缩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这自然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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