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发现，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卖家之间是通过市场转移、留学生的身份等，建立起互惠、信用关系。在此基础上生成的赊账贸易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交易双方逐渐深入了解，不断协商与博弈，以及市场自我调节的结果。这种交易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能够健康有序发展，双方都可获利，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断裂，则会导致贸易无法持续进行，这些纠纷也很难通过复杂且耗时的法律程序解决。在义乌市场上，一般交易所涉交易对象都非常多。比如一个货柜的小商品，涉及几百个中国卖家，几百个卖家需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权，只要其中一家卖家不愿参与就无法统一上诉。更为重要的是，纠纷都涉及跨境及不同文化族群的关系，需要得到对方国家的配合，法律成本非常高。义乌政府也只能尽量提醒中国卖家预防风险，但无法完全杜绝。在这种背景下，聘请外商协调，多方参与的模式，成为一种各方皆能接受的调解方式。

此外，这场比赛的上下半场补时分别达到了惊人的9分钟和14分钟。我猜第四官员是在这样计算补时时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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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很多坏账现象，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的积压和滞销很容易让货款无法及时付清。部分阿拉伯商人对市场判断失误，购买了不合消费者品味的商品导致大量产品积压。而有些产品的积压，则是买家为了节约来往中国的开销，增加购货量，一旦市场饱和，多出来的货物就销售不出去。而有些时候则是因为运输时间过长被耽误，比如海关扣留时间过长，导致季节性产品无法在应季的时候销售，最后大量滞销。

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来华商人的经济行为，这一问题曾引发争论。有人曾将其描述为“低端全球化”，认为这些商人携带资本少、交易仿制品居多且依赖个人社会关系，处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与政府是对立关系。但本文作者认为，在与发展中国家商人的国际贸易中，中国地方政府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这种新角色，相比“低端全球化”的表述，无疑更符合包容式和普惠式全球化的精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