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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中介一再告诉我，80万是相当大的降幅，再降的空间不大了。但我仔细了解了这套房的带看情况，7月份，贝壳只有一条带看反馈，市场这么冷淡，我们觉得还有落的空间，现在还不是最低点。”顾清显得颇有把握。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

　　杨赛霓认为，当下不可能把所有标准不够的基础设施都推倒重来。因此，在更新时，需要基于气候风险评估，做一个优先级排序，优先投资一些设防标准差距大，同时极端天气风险最高的区域，而且这种评估必须要面向未来。

　　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要实现更精准的天气预报，需要资金和很强的技术能力，而且要精确到较小区域尺度，“目前还做不到这么精细化”。北方城市发生这种极端暴雨的频次较低，对于其形成规律，也缺乏相关历史数据的积累。同时，多位专家还提醒，预警也不能过度发布，最近几年由于频频发生一些突破“历史经验”的极端天气事件，一些地区的气象部门担心事后追责，日常发布预警的频次过高。这会给地方政府和公众造成“狼来了”的感觉，不利于真正发生灾害时的动员。

　　李国英还是国家防总副总指挥。8月4日晚，李国英曾主持专题会商会，视频连线水利部海河、松辽水利委员会，研究部署洪水防御工作。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对于俄罗斯来说，尽管其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较早时期的希望参会，到后来又不来了，但俄罗斯不可能不重视超过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会议。何况，除了美国以外，还有中国、沙特这样与俄罗斯比较友好的国家出席。

　　公开资料显示，小清河、大石河等在河北境内的河道治理、堤防、安全区建设均未实施，河道防洪标准不足5年一遇。涿州城西的北拒马河南支右堤，基本无正式堤防，如果遇到50年一遇及以上洪水时，部分重要堤防无法有效挡水，涿州部分城区及其东部大部分区域将被洪水淹没。

　　其实，早在今年6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由西方和巴西、印度、南非出席的一次有关俄乌和平之会上，乌克兰就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与自己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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